過去，台灣90%畫廊業者一開業即擁有豐厚財力，不是事業有成已購入大量作品，從收藏家成為畫商；要不就是移交二代經營。但財力相對薄弱或未有藝術知識基礎的畫商，20多年來隨著經濟波動與藝術潮流的更迭，如骨牌效應般從招牌林立到一家家熄燈歇業，那近九成遭今日人們遺忘畫廊名字的歷史，也標誌著藝術市場殘酷的一面。於是，在清楚「『開畫廊』是一場資本家願意投入多少金錢與時間的博弈」之後，仍願意白手起家者的經營歷程就令人更想追問究竟了；其中，李博文的紅野畫廊即為一例。
曾赴英攻讀藝術評論研究所、後至國立故宮博物院服務的李博文，2011年6月4日就地緣關係在台中開起了紅野畫廊。而今，這家畫廊從台中搬到台北了！就在台北松江路巷弄一角，多了這一處雅致的空間。李博文凡事親力親為，工時如同7-ELEVEN：「一早7點進辦公室，先消化台灣的社會新聞、國際藝聞和拍賣訊息，接著整理交辦事項給其他同仁，以及執行自己的工作內容直到晚上11點。」如此單純的作息維持了兩年半，他即能以藝術品買賣所儲蓄的大筆資金與經驗，以及逾千位的藝術愛好者與藏家名單，於2014年2月將陣地轉移至台北，打造一處小而精緻的新空間，並同時連結新竹沐之藝廊掌握科技新貴對藝術品的需求，建立畫廊的能動性與多元可能。
藝術投資是兩件事
自有一套看待畫廊產業邏輯與經營之道的李博文，長年秉持著一股真摯的熱情、一份單純的信念：「一定要先了解藝術的本質與定義，對所興趣對象的修復、保存、市場概況等有了較清晰的輪廓後，再講投資。這時候已有『免疫力』的藏家才不會人云亦云，隨波逐浪。」但就他觀察台灣實際收藏面而言，狀況卻恰好相反。許多藏家都是先對投資有興趣，比如報章雜誌報導了誰的作品拍出天價，或為富而起的雅興，才接觸藝術。尤其專買高單價藝術品的企業主，「他們沒有太多時間一一了解藝術本質與美學概念，或細讀藝術史。因此無論在市場或學術觀念上，都有很大的偏差與問題。」李博文分析道。據資料顯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目前的108家會員畫廊中，2013年有自主策畫展覽的畫廊有30幾家，完全沒有的則有40幾家。其中，多家畫廊為了符合申請國際台北藝術博覽會或國外藝博會的規定——一年須有3項展覽，將一些並非是真正的策展項目、只能稱為常態性的畫廊收藏展列入計算。對於這樣的藝文環境，李博文感嘆：「自主策畫展覽本來就因耗損金額（廣告行銷、印製畫冊、評論文獻、開幕酒會等）龐大，利潤相對回饋較少，所以現在台灣資深畫廊愈來愈少舉辦這類型的展覽。尤其，目前台灣畫廊業能賺錢的不到兩成，差不多落在一成五到一成六左右。」加上，藝術家的養成多少受限於師長規範或憧憬對象的畫風影響，甚至早早年紀就背負市場或學術包袱，使得具獨特性、可論述性與擁有全球共同語彙之作更不易誕生。如此一來，不僅消耗藝術家投入市場的可能性與創作能量，也拖滯畫廊產業的成長。
紅野精神
雖然上述窘境必須回到藝術生態產業鏈的結構與關係，方能找到問題的癥結，但李博文並未因此放棄對藝術的熱情，反而單就其身分為現實帶來一個願景，「畫廊做為美術館的縮影，是一個呈現藝術多元可能的地方，不該讓藝術喜好者與收藏家漫無目的地徘徊在藝術的邊緣，而是讓他踏實且正確地走進藝術的核心。」李博文從台中回攻台北，主因是台北依舊是藏家群聚最多之地，亦是各項藝文資源與交流最盛之地；此外，他也為近不惑之年的自己，展開一條更具前瞻性與挑戰性之路——讓藏家購買藝術品的行為揉和了一份藝術的回饋與享樂之趣。李博文笑談：「當我這麼做時，我發現所接觸的收藏家不僅不會跑掉，反而倍數成長；因為藏家會帶朋友來聽我講藝術。」為營造專業畫廊的形象，李博文沿用美術館的展示、研究、典藏、推廣等功能，配置手下團隊的工作內容，並且制定了未來每年各空間皆須舉辦6至7項自主策畫展覽的規模，或不同內容的個展與聯展，或以相同主題連結兩空間的資源，同時挖掘台灣藝術家作品的質與量，大大提供藝術家展演的機會舞台。一如近期紅野畫廊於台北新空間開幕展出之作，王萬春《夜》、鄭瓊娟《清雅》等，顯示了其秉持的精神——不僅肩負從過去、現在挖掘出具未來發展性的藝術家與不同屬性作品的責任，同時藉作品的純粹度與原創性給出觀者別於一般、屬於自身的視野與觀點，除了回應李博文早些年於〈客套「畫」〉一文拋出的問題：「學畫之後，看藝術的角度是更寬廣了，還是更狹隘了呢？」也期許引發共鳴，實踐他為紅野畫下的藍圖：「將經營理念與帶領的藝術家像紅花遍野般綻放。」
（原文刊載於《典藏投資》2014，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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