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 星期六

徐冰:從「似漢字的假字」到「英文方塊字」的背後故事

「這什麼字啊?」「黑佇咧寫蝦毀?」「What did he do?」伴隨各種看不懂作品的問句提出,不識徐冰的一般觀眾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徐冰:回顧展」現場,即便經驗了一段藝術家以工整端莊的姿態一字一句地訴說其自1975年來的創作歷程,依然煞費苦心,難以消化。


做為徐冰在國際的第一個大型回顧展,策展人王嘉驥以「書」為核心命題,鋪陳徐冰的泛中華文化基因在遭遇西方當代藝術後的轉折演變。展覽以美術館入口大廳處的巨型裝置《鬼打牆》為始,緊接著藝術家的早期刊物《爛熳山花》與素描和版畫等,並以文件形式彰顯其從版畫入門的模組性、過程性、複數性與轉印等特質。第二展間則為其著名作品——《天書》,透過極大化地抽空文字內容,無法被辨識的文字打破/解構其傳統內涵而徒留形式:一方面應和了徐冰於文革期間面對多次新字公布與舊字廢除等現象所得——「原來文字是可以『玩』的」;其次、去除文字的社會溝通效能以奠定自身獨有的書寫美學,也就是以四千多個參考《康熙字典》的造字規律擬仿而成的「似漢字的假字」刻章,以小建大,回歸本質的存有釋疑;其三、具東方主義傾向的作品形式,不僅服膺198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的現代化戰略,無論就中國知識介面屬西化或中化,都符合了文化獵奇主義(exoticism)的想望。

憑著自訂規則的精神,徐冰在1990年赴美三年後開始發展《英文方塊字》計畫。一篇刊於2011年的文章,提及了徐冰遭遇他人看待自己面對英語環境的挫折:「你的思維能力是成熟的,而說話與表達的能力是幼兒的⋯⋯你是受尊重的藝術家,但在那個語境裡,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一個文盲。」《英文方塊字書法與教室》就在此環境改變的前提下誕生。他將溝通上的尷尬做為作品核心概念,不僅把畫廊或美術館的現場改為一間有課桌椅、黑板、電視教學設備、教學掛圖、教科書,以及筆墨紙硯的「中文書法教室」,且實際地設計了一套另類書寫英文的教學法,嫁接出中國的書法藝術與英文的字母書寫的全新字種。以筆者的親身操作經驗而言,這是一段目光來回游移字帖筆畫順序與新字種對照表之間的過程:昔日建構於腦中的語言體系在此顯得不合時宜,阻截了眼前文字與既有體系的聯結,除身體(眼、手、大腦)不協調的麻煩外,內心也滋生一種不知所云如文盲般的尷尬。


當然,就徐冰四十年來的展演與創作歷程而言,藝術家不可能從未意識到西方大寫他者的凝視目光,種種實踐——早期版畫的重複與模組化傾向;1990年前後《My Book》、《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等作以語文轉譯為題、影射中西文化交流的荒謬情境;另起爐灶刻印一種誰都看不懂的「
似漢字的假字」;創立「英文方塊字」並邀請/教導觀眾參與其中;在《芥子園山水卷》、《地書》等作中,進一步拓寬版畫迴圈往返且永無休止的「轉印」概念,表達中國書畫特有的符號的「複製」現象;2004年起發展的《背後的故事》系列作品,集歷年創作觀點於一身——無一不隱約透露著一股焦慮。其一方面顯現自身觀點,同時藉此阻抗(resistance)方式表徵藝術家回歸中國文化定位的姿態。換言之,在文字變造、文化挪移與轉譯中,徐冰彷彿從區域型的玩家變身為一名當代藝術的全球莊家,憑藉制定遊戲規則的主動性與權力,創造了新的藝術語言和精神烏托邦。沿著「徐冰:回顧展」主要的展覽觀看動線,巨幅城牆拓片的《鬼打牆》讓觀眾置身於迷陣,若非仰望著阻截/囚困溝通的高牆,就是直面每一片無字無語的抽象痕跡;緊接是刻有字體卻無法辨識的《天書》,藝術家於書籍與長卷體現的嚴密邏輯和結構,使觀眾的閱讀挫折感又混雜了一份崇敬想像;直到走進一間教室,拿起毛筆按《英文方塊字書法與教室》的教學與親身書寫,觀眾才終於得以卸下那份理解層面的挫折。不過,以上描述的觀展經驗或許僅發生於熟悉東方文化與知識體系的觀眾身上,另一種觀眾或許僅能始終旁觀,佇足於西方大寫他者的視角,並驚歎徐冰作品龐大繁瑣且鏈結東方的特質。在藝術家與策展人的操作下,無論設定的觀眾類型為何,筆者仍嗅到了一息循著西方當代性的「藝術造神」的奇觀意味。在此,假使徐冰已然能倚賴全球化框架的差異性經營出自身的莊家身分,並進入全球當代藝術世界的遊戲裡,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當代藝術的主體化可能?

最後,再讓視線回到最初的作品《鬼打牆》。當然沒有人在展覽現場看到鬼,唯一能與「鬼」扯上關係的,無非是那近如人高、於頂端置放了紙張和大石頭的土堆的墳塚象徵。如果其中確實存在著一化為靈體的人,換言之——鬼。那麼筆者不禁想問:誰是鬼?是當年拿著沾有墨汁的布塊,隔著宣紙不斷拍打金山嶺長城的創作團隊?後來將拓片一一編號、組構的藝術家?或經驗此作品的觀眾可能皺摺出的另一主體?還是受西方現代性打壓的傳統文化?鬼在哪?葬於土堆的身體裡?遊蕩於美術館展覽空間中?在一般理解中,「鬼打牆」意指著原地打轉、找不到出口,或被物體擋住視線、受困於某種情境,無法突破。是故,誰受困?誰阻撓?或者僅是一種焦慮下產生的幻覺現象?正如徐冰所言:「它們(作品)平等地對待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展陳樣貌由《鬼打牆》開始帶出主體位置的無言情緒,這份尷尬由著作品的符號、文字給出的轉譯、失去閱讀性等過程逐漸強大,再藉著創立新規則與詮釋的再掌握,打開一指向出口的可能視野。於此,文化主體似獲得新生。不過巧的是,正因為台北市立美術館只有一個正式的出入口,當觀眾貌似有所獲得並步出美術館建築之際,也正是他們再度繞經《鬼打牆》的尷尬時刻。是故意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