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6日 星期五

FOCUS香港──胡朝聖訪談

我做為視盟常務理事與胡氏藝術公司執行長,非常廟藝術空間(VT Artsalon)、福利社(FreeS)2013年與北京、香港、澳門、釜山的獨立藝術空間,合作展出「不同步區域/異邦─亞洲獨立藝術空間連線(Asia in Independent Asia,簡稱AIA)」,看過何穎雅(1977-)、程展緯(1972-)、羅至傑(1983-)的作品。今年則與香港am space共同舉行雙邊交流展「復辟vs挪用經典」,展出了鄧國騫(1983-)、管偉邦(1974-)、洪強(1970-)、韋一空、劉學成、禤善勤(1991-)的作品。但老實說,我不只沒花那麼多時間關注80後年輕藝術家的創作脈絡,認識的也多是70後,原因在於我僅接受對方提供的藝術家名單,進行兩邊機構的合作,從而觀察香港這些年的藝術環境的改變。

由於蘇富比、佳士得相繼因為稅制離開台灣進入香港,使其市場國際化,不僅吸納了周邊區域不同興趣的買家與國際大收藏家,隨之歐美畫廊的進駐,甚至獲得大小藝術博覽會的目光,其中又以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最具話題性。因此,當我們回來看待香港的藝術環境,現在確實是更好的時候。

就藝文空間來說,因為創意產業和藝術市場的擴大,刺激了空間的需求,讓香港不再只有中環區重要和資深的商業藝廊,還有2000年後新界東的火炭、九龍東的觀塘和香港島東的柴灣等工業區釋放出的工廠大廈,讓個別藝術家社群成就了不同的「工廈藝術村」。以藝術家工作室、由畫廊開拓的實驗性空間兩種類型概括:前者好比伙炭今年的藝術工作室開放計畫,集合近250位藝術家及88個工作室,是歷屆規模最大的一次。後者則有柴灣的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ANNEX。相較之下,香港島中上環區的蘇活區的荷李活道則早已成為畫廊街。換句話說,工廈藝術村、畫廊街兩種形貌的空間正好把香港藝術社區概略分為生產藝術角色的工業區和銷售藝術的商住混合區。

在香港空間的擴張與國際化的同時,也帶動了在地化的趨勢,不僅大家開始對當地藝術圈感到興趣,也直接地參與發展或異業合作,大大提升香港藝術家的曝光率,更改變了過往由藝術家主導的香港藝壇發展模式。我記得香港策展人何慶基說過,空間是香港藝術發展的關鍵影響。因此,當這塊大餅愈變愈大時,社會當局自然得思考香港當代藝術的生態問題,比如行政人員的培植、各項補助計畫、藝術家的平台與市場、代表藝術家的國際推廣、媒體與相關的行銷與宣傳等。換句話說,只有藝術市場的基本盤擴大,增加當代藝術家做為分母的數量,才能檢測出做為分子的香港藝術家特質,正如李傑(1978-)生活化且具文學性的觀念裝置、曾建華(1976-)運用文字批判社會的作品,或者白雙全(1977-)無厘頭式的擷取生命經驗的細節展現,都與香港的殖民歷史與社會發展共進退,亦步亦趨地顯現一種既東又西、缺乏地域辨識度的創作面貌。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很香港。

不過,在去年主持第一屆亞洲AIA論壇時,香港活化廳負責人李俊峰說了他們那邊的狀況:由於活化廳附近正在興建西九龍文化區,改變了原來城市的空間功能,影響了老街區的租金與人口結構。為了維繫老街區的情感與互動結構,他和成員們將活化廳定調為社區活動中心,讓居民能夠主動走進空間串門子,或者找藝術家聊天。我覺得在他們與藝術家的合作下,活化廳轉化為藝術行動,成為保存巷弄文化的處所。對我來說,或許正是前面所說藝術空間的變化,以及目前年紀落在25至34歲的香港80後當代藝術家,在關注社會議題上,表現出多種面向的創作動能,因此在分母還不夠多的情況下,我很難去分析他們所表現出的特質。


(原文刊載於《典藏讀天下.今藝術》2014,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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